10. 孩子们的能力
不久前我在回波士顿途中，在机场穿行时，注意到前方有一对母子也正朝着同个方向走去。这个孩子穿着一件亮黄色、鼓鼓的风雪衣。从他的体型和走路的样子来看，大概只有一岁半到两岁。母亲牵着他的手，我看得出他一边走一边固执地想挣脱出来，但徒劳无功。他不停地拉扯，不断扭动胳膊和肩膀，试着从母亲紧握的手中挣脱出来。显然，孩子想自己走路。
这位母亲也许只是出于习惯才牵着孩子的手。我心里想着：要是我能在这位母亲的脑中植入这样一个念头——「孩子显然想一个人走，那为什么不就放开他的手，让他自己走走看？」那她可能就会想：「为什么不呢？」然后就真的试试看。不过，从她紧握的手劲来看，她更可能会是这样想，甚至会说：「我不能松手，他还不到两岁。如果我放开手，他可能会跑开、被撞倒、惹麻烦、受伤，做出些疯狂、愚蠢又危险的事。我实在不敢冒这个险。」这种想法当然可能，但也许不是最有可能的。孩子很可能只是想像其他人那样，在人群中和母亲并肩走着。其实，让孩子尝试一下很容易。就算孩子真要走开了，母亲一两步就能追上他了。这虽然只是件小事，但却是一个被错过的机会——一个让孩子感受到独立与被信任的机会，一个让他能跟其他人一样，去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机会。
另一次，在另一座机场，我看到一位家长带着孩子等候登机，只不过这次是一位父亲，而孩子的年龄和刚才那位相仿。这个孩子想四处走动、探索一番，而父亲足够睿智和宽厚，愿意放手让他去。孩子在候机区和走廊里走动时，父亲保持着一个既不会让孩子感到被跟踪或追赶（这往往会让小孩想跑开），又足够接近以便在孩子靠近可能伤害他的东西时能及时上前阻止的距离。同时，这位父亲保持着这样一个恰当的距离，使得孩子在探索途中偶尔突然想起「爸爸在哪儿？」，然后环顾四周时就能找到熟悉的面孔。这是一种非常细腻且体贴的看护方式。孩子在不算太大的范围内愉快地四处走动——毕竟，大多数小孩既胆小又勇敢——直到他探索累了，想要休息为止。
在行李提领处，我看到一幕类似的情景。一位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大约六七岁的男孩和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女孩。传送带已经开始运转，虽然上面还没有行李，但这就已经足以让孩子们着迷了。孩子们走近观察传送带，然后也盯着墙上的那个洞——行李正是从那里出来的。从他们好奇兴奋的样子来看，我猜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类似的场面。不过，刚看了一会儿，母亲便用烦躁的语气说：「离那里远点，别碰它。」其实孩子们并没有要碰的意思，只是想观察传送带，想看行李从里面是怎么钻出来的。可要是站得不像其他等行李的大人那样靠近，他们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随着好奇心愈发强烈，他们忍不住一点点向前凑，绕过身边高大的大人，观察着这个令他们兴奋的神秘装置。母亲时不时用同样不耐烦的语气催促他们退回去，不要碰（尽管他们始终都没碰过），要孩子们站回她身边——可在那儿，孩子们什么也看不到。这场无声的拉锯持续着，直到我的行李到了，我便离开了。
我讲这件事，并不是为了责怪那位母亲。她可能正承受着各种焦虑，也许孩子们之前确实闯过祸，或者差点出什么事、遇到危险。但关键在于：大人这种因焦虑产生的反应，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向孩子传递了什么信息？关于他们自己、关于周围的世界，以及他们应对这个世界的能力？很明显，这种反应所传达的信息是：（1）这个世界是一个极其危险、充满陷阱和欺骗、难以预测的地方；（2）你根本无法应付这个危险的世界，必须依赖我，才能避免陷入各种麻烦。
也许某天，这位如今满怀焦虑、极力压制孩子好奇心的母亲，会开始为孩子们的阅读、学业和教育而担心，为「该如何激励他们」，「怎样才能让他们愿意学习」而苦恼。也许某天她也会像许多大人那样，无奈地说：「我的孩子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到那时，这可能就真成为了现实，不过孩子们可能只是学会了，如果对什么感兴趣，最好别让妈妈知道。可我们怎能指望，在自己多年压抑和否定孩子的好奇心，教会孩子把好奇心看作惹祸的根源，让他们不再信任甚至害怕自己的好奇心之后，却还期望他们成为热衷且擅长学习的人呢？
后来，在一次巡回讲座中，我遇到了一位聪明能干的女士，她负责接送我往返各场讲座。在我们的某次谈话中，她提到她九岁的女儿已经学会了做饭，也因为自己动手做饭而开始喜欢上许多以前不愿意吃的食物。母亲谈了一会儿女儿的厨艺，然后说道：「不过，每次她一做饭，我就担心她会烫伤自己或弄坏东西。」我心里想，却没说出口：「你女儿得连续做多久饭都不烫伤自己，你才会不再假设她会出事？她还得做到什么，才能赢得你的信任？」我们实在太习惯于持续低估孩子的能力，以及他们追求进步的渴望。几年前，《君子杂志》曾推出一期特刊，介绍他们所谓的「micro-boppers」——这是该刊自造的词，用来指代那些比「teeny-boppers」（十几岁的青少年）还年幼的孩子。当时这些孩子经常成为新闻焦点。这期刊物有几篇文章都在讨论十二岁以下儿童的「早熟」。其中一篇文章介绍了一家几乎完全由十二岁以下孩子运营的广播电台。该电台附属于一所本地学校，并规定：工作人员一旦年满十二岁，就必须离开，把机会让给更年幼的孩子。据报道，他们制作且播出了种类多样的节目，其水准也相当高。
年轻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训练：要把自己看成是不负责任的、无能的、无知的、愚蠢的、无足轻重的。这种训练部分来自我们对他们的言辞，但主要来自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这竟然成了童年的重要内容——决定了童年是什么、童年起什么作用、童年为何而存在。若是在一个不对年轻人保有这些成见的社会里，年轻人也不会像那样贬低自己。
我曾在纽约市WBAI电台接受了一次访谈，谈到了「童年制度」，以及孩子们身上哪些巨大的潜力和能力，不过这些都没被我们利用甚至认可。节目期间听众来电络绎不绝，来电量远超我们能接听的数量。正当我准备离开演播室时，一位反复拨打电话的男士接通了。电台的人说他很想跟我聊聊，问我是否愿意和他通话。我答应了。他向我讲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他是一名牙科技师，在纽约市附近一家大型牙科诊所当实验室主管。这些年来，他一直训练前台工作人员，每当看到有十到十一岁左右的孩子跟着需要接受大量治疗的家长前来时，就立即通知他。一接到通知，他到前台找那个孩子，对他说：「反正你要在这里等候几个小时，等你的爸爸/妈妈治疗，要不要参观一下我们的实验室？」几乎每一次，孩子都会兴奋地答应。于是他带着孩子就去参观实验室，介绍各种工作内容。如果孩子看起来感兴趣（基本上都会），他就会问：「想不想帮我干点活？」同样，几乎所有孩子都会答应。于是他就会安排孩子参与工作。关键在于，几乎总有一些孩子能够胜任的实际工作。在向我讲述这个经历时，这位实验室主管感慨道：「我真希望能够雇用到像那些十岁孩子一样聪明、好奇、热情、学得快又有活力的助手。可是等到他们真正来我这里工作时，等到法律终于允许他们工作时，他们身上的大部分精力、好奇心、自信和学习热情早就被消磨殆尽了。」
一位九年级学生在我的办公室里与我的两位同事一起工作了一周。当时他们正在努力说服市政府各个部门，允许他们在市内某个地方建个冒险主题或建造主题的游乐场。为此，这个学生写信、打电话、拜访各个市政办公室、跑腿办事、与人沟通交谈，做着实际的工作，帮了很大的忙。一周结束了，她不得不回到学校上课时，不舍地说起自己多么喜爱这份工作，多么希望能继续下去。当然，她做的这些工作确实比大多数人的工作更加丰富有趣。更关键的是，她做得十分出色。
J. H. van den Berg 之前就讲述过一个十六岁孩子，在战争期间被派往荷兰某地指挥一支驻军担当重任的故事。我记得在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学习海军史时也读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十四岁的孩子经常担任海军学员——这是海军中的最低军衔——而且至少有一名十六岁的少年独自指挥着一艘军舰，这比大多数人一生中承担的工作都更加艰难、责任更加重大。现居于美国西南部、对当地历史深感兴趣的人类学家 Edward Hall 告诉我，他读到过关于一支大型马车队的记录，大约一个世纪前，一名十四岁孩子指挥着这支车队从美国中部前往新墨西哥。Paul Murray Kendall在《理查德三世》（W.W. Norton Co.，1955）一书中写道：「（国王）Edward 竭尽所能筹集资金，向二十二个郡派遣征兵委员会，覆盖整个英格兰南半部……通常每个郡都会任命六名或更多的委员……但这次，格洛斯特公爵 Richard 被任命为二十二个郡中九个郡的唯一委员……看来Richard在十二岁时，就被他的国王兄长委以重任——负责从王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征集军队。」
当我们读到早期时代一些儿童的「早熟」表现时，我们往往持怀疑态度，甚至深感不安。「早熟」和「早熟的」这些词本身听起来就像疾病的名称。这暴露了我们的内心想法：大多数儿童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些事情，而能够做到的孩子一定是某种怪人。许多人习惯于对孩子持有一种感伤且居高临下的看法，以至于当听说有四岁孩子能够说拉丁语和希腊语时，会感到一种恐惧。然而，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经常接触说多种语言的人的孩子，学会所有这些语言就像大多数儿童学会一种语言一样容易。在我去瑞士上学的那一年，我认识了许多十二岁或更小的男孩，他们来自欧洲的某些小国，却能说三四种语言。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国，经常旅行，这是你自然而然就学会的。
在音乐领域，我们可能最习惯听到神童这个词。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喜欢这种现象，认为这些孩子一定有什么问题，认为他们是被逼迫成了某种怪胎。然而，正如日本音乐家兼教育家的 Suzuki 向我们展示的那样：（1）六岁、五岁，甚至四岁的孩子都能够学会以惊人的熟练程度演奏小提琴；（2）大多数「普通」孩子也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不仅仅是少数罕见的天才；（3）孩子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些，既无需将整个人生都奉献给小提琴，也不会遭受伤害、发育迟缓或「被剥夺童年」。迄今为止，Suzuki 培养的儿童已多次来到美国，每一次他们都以精湛的演奏技巧和出色的音乐性让人震惊。正如 Suzuki 在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演奏的音乐会上所指出的，这些孩子绝不是特意挑选出来的最有前途的学生——他们的特殊之处仅在于父母能够负担起旅行费用，母亲能够陪同孩子一起同行。但在日本，还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演奏得和他们一样出色。此外，从我观察到的种种迹象来看，我相信了，多年前我在波士顿聆听的那场音乐会上的孩子们，确实都非常健康、快乐、活泼。这些孩子丝毫不畏惧 Suzuki ，也显然很享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充满了生机、活力和欢乐。
这里并不是在为 Suzuki 小提琴培训做宣传。Suzuki 之所以是一位重要的教育家，是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既然几乎所有的日本孩子都能学会说日语——这是一项需要极其复杂协调能力的艰难任务，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也具备学会演奏小提琴的能力。为什么选择小提琴？首先，这是他的专业乐器；其次，小提琴（不像管乐器）可以按比例缩小到适合孩子的尺寸；再者，即使很小的孩子也有足够的力量拉奏小提琴；最后，弦乐器可以通过连续的细微调整来达到正确的音高，就像找到正确发音一样——你可以在小提琴上逐步找准音高，这是在管乐器或铜管乐器上做不到的。总之，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孩子，正确理解我们学习事物的方式（这与大多数人直接试着教会我们的方式截然不同），那么小提琴（以及其他弦乐器）就不是最难学的乐器，而是最容易掌握的乐器。
相比之下，我想起了一所学校，这恐怕是许多美国幼儿园的典型写照：四五岁的孩子们被组织成一支所谓的「节奏乐队」。孩子们用小鼓、铃铛和钹，断断续续地敲出老师为他们播放的一段音乐的节奏。孩子和老师都觉得这已经是他们能做到的极限了，还盼着我们为此惊叹不已。可与此同时，在日本，那些天赋并不更出众的孩子，却正用着真正的小提琴演奏着 Vivaldi 、Handel 和 Bach 的乐曲。
在我拜访完正处于繁荣发展的安娜堡儿童社区后，准备前往底特律机场时，Bill Ayers 问，有哪些孩子想跟我们一起去。结果有五个孩子说想去，而他们全都不超过五岁。就这样，我们出发了：三个孩子坐在后排，一个坐在 Bill 和我中间的座位上，还有一个坐在我腿上。行车途中，我们把收音机调到了一个播放蓝调、摇滚和摩城音乐等流行曲目的本地电台。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年幼的孩子竟然能够一字不漏、一音不差地跟着音乐唱，其节奏和旋律的精妙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在传统学校里能接触到所有音乐。
几年前，媒体曾报道过一位当时的音乐神童——大约八岁的男孩 Joey Alfidi，我记得，他钢琴弹得相当出色，还创作了一些结构颇为复杂的原创音乐，并指挥过交响乐团演出，甚至录制了唱片（我想他指挥的应该是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不过，在那之后这个孩子在音乐上的发展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在这些神童中，有的会继续保持对音乐的兴趣，并发展自己的才华；在我们这个时代，指挥家 Lorin Maazel 和小提琴家 Yehudi Menuhin 就是著名的例子。当然，也有一些神童是没有继续走音乐这条路的。对我来说，两种情况都无可厚非。我想，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在音乐方面表现得如此出色，与其说是因为有人强迫他们练习——毕竟，有数百万的孩子被迫练习，却始终难有起色——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音乐氛围的环境中，身边都是热爱并创作音乐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周围的人从不认为年轻人无法在音乐上有所造诣。
「期待」和「期望」这些词语，总体来说，被大多数撰写关于儿童问题文章的人严重误解和误用了。大多数人将它们当作「要求」、「坚持」或「强迫」的同义词。当他们说我们应该对孩子抱有更高期望时，实际上是指我们应该要求孩子做某些事情，如果他们不做，就威胁要惩罚他们。但当我谈到对孩子抱有很高期待时，我的意思仅是我们不应该在心中为他们可能做到的事情设限。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假定他们能够并理所应当地做某些事情，或者在他们做不到时感到失望和担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和成长节奏。我的真正意思是，我们不应预设他们有什么事情做不到，也不应在他们做到这些事情时感到惊讶，甚至觉得受到威胁。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他们的成长方式，无论那是什么样的。基于对这个词的这种理解，我相信，如果我们对孩子期待更多，他们对自己期待也更多，他们就能够比现在更快地学到更多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远远超过目前的水平。换句话说，孩子们会在三岁之后继续像人生的最初三年那样热切而高效地探索和学习。
在我的生活中，我更多时候是坐在车里的乘客，而不是司机。通常是别人开车载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太在意我们要去哪里，而是像个孩子那样，带着一种开放而散漫的兴趣，观察沿途的风景。不过，如果我是司机的话，尤其是前往一个将来还需要自己开车回来，或之后还会亲自再去的地方时，我就会更加专注地观察，留意转弯的地方，记住周围的环境，思考从相反方向开回来时这些转弯点会是什么样子，等等。
假设孩子在我们的社会中掌握基本技能的速度不够快——虽然现在他们的学习速度其实已经比我们想的要快了——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并不需要这样做，也没被期望这样做，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认为应该这样做；二是他们知道即使学到了这些知识，也无从加以运用。试想一下，当我们经常带孩子去某个地方时，告诉他们，从某个时刻起，将由他们来做向导。又或者，当我们带着孩子在城里漫步时，假装自己是外地人，在每个街角都让孩子告诉我们该往哪走。这样的话，他们会不会更快地学会如何在自己所在的社区、城镇和城市中找到方向，如何从周围环境中获取信息，如何向他人寻求帮助？
不久前，在仲夏节的清晨，我在哥本哈根机场主楼里，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撼、几乎难以置信的场景。那时距离登机还有几个小时，我站在主候机厅里，等着银行开门好去换些钱，同时打量着前来接人或准备出行的人群。这之中有一大群人似乎是要结伴前往某个地方，他们排着长队，夹在行李之间，彼此交谈着。队伍里有一位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大的约四岁，小的两三岁。这两个孩子看起来兴奋、好奇又活泼，我便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们。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奔跑，时而从排队的人缝里钻过去，时而混在人来人往的旅客流中。小的那个更为大胆，常常跑得连母亲都看不见，但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两个孩子在互相追逐或乱跑一阵后，总会回到母亲身边，也许说上几句话，然后又跑开。母亲正和朋友们聊天，显得毫不担忧，或者说，她对孩子有着完全的信任。她专注于谈话，看起来根本没有留意孩子们的动向。我很钦佩她的这种信心，但我有时忍不住担心，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孩子会不会找不到回到母亲身边的路。可他们总能找到母亲，找母亲时丝毫没有慌乱，就像我寻找售票处时那样，既随意又有条不紊。
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对机场本身以及里面的商店、报刊亭和餐厅越来越好奇。于是，他们开始四处探索，每次都会离母亲更远一些，但每次都能找到回去的路。最后，小的孩子朝建筑物的另一端跑去，那儿有两百多英尺远。大的紧跟其后，而这次他时不时紧张地回头望向母亲的方向。我也开始有些紧张了。我想，当他们到达建筑物的另一端，转身看到眼前那片宽阔的空间，而母亲却不在视线范围内时，他们可能会惊慌失措。我悄悄地走向大厅的尽头，稍微靠向一边，准备好在他们需要帮助时给他们指路。但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小的那个在探索了大厅尽头并推了几扇门之后，转身又飞快地跑回母亲身边，那个松了口气的哥哥则紧随其后。他们在母亲身边只停留了几秒钟，又跑开了。这次他们开始研究入口处的自动滑动门。看着门随着进出的人们开开关关。接着他们做了一两次试验，很快就明白了这些门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就这样自得其乐地玩了会儿。随后，小的那个决定去探索门外面是什么样的。一辆大巴停在门前，他穿过自动门走了出去，仔细观察着它。我透过透明的自动门看着他，心里又开始有些紧张。起初他兴致勃勃地看着人们下车。突然，他转身顺着人行道走远了，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心想：「这真是太冒险了」，于是赶紧走到外面留意他的动向，但依旧不露声色地观察他。他走上站台，查看其他几辆巴士。我心里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会忘了母亲吗？会被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景象吸引，越走越远吗？还是如果他决定回到候机厅找母亲，能找到路吗？或者我需要在会说丹麦语的人帮助下，指引他回去？但再一次，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看够了巴士后，他毫不犹豫、毫无迷茫地转身，径直走回入口，穿过门回到了母亲身边，而母亲见到他也没有任何惊讶或担忧。不久之后，他们的队伍开始朝目的地出发，我便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这个孩子显然具备了一种我们通常认为要等到更大年纪才会具备的能力：他能借助周围环境，在脑中构建出地图，从而找到方向。我只能猜测，他在这方面有过大量练习——也许是因为他母亲经常允许他自由探索周围的环境。或许起初，这位母亲像我一样焦虑地跟着孩子，但随着孩子的技能日益娴熟、自信增强，她也对孩子渐渐放心，允许孩子去探索越来越广阔的区域。我永远无从得知，这个年幼的孩子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的。但他能做到，其他孩子当然也能做到。如果我们能放下对孩子「需要依赖他人与无能」的固有观念，他们会不会能更快地成长为独立且能干的人？我们不妨一试。